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历来高度关注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减排政策，但却缺少对欠发达地区气候治理现状的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即将实现碳达峰。以东非地区为代表的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虽然已经做出自主减排承诺，但受制于数据基础薄弱，难以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科学详实的碳排放清单是制定减排政策的基础，碳数据建设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碳中和路径规划具有重大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清华大学地学系关大博教授课题组联合国内外多个研究团队，结合多源数据，首次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了东非八个国家的长时间序列、45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碳排放增长驱动因素。该研究填补了IEA、EDGAR等国际主流能源数据机构针对欠发达地区的碳数据空白，揭示了以东非为代表的经济崛起中欠发达经济体碳排放增长的模式和减排路径。研究成果以“Emission accounting and drivers in East African countries”为题在能源、环境领域国际主流期刊Applied Energy上在线发表。

研究表明，2000年至2017年，东非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年均6.03%的速度高速增长，从2000年的1760万吨增长到2017年的4760万吨，并呈现出以2010年为转折点的“两阶段指数式增长”模式。同时，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为6.45%，表明排放与经济增长挂钩。自2010年以来，该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显著提升了排放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如果不大幅调整能源结构并深度优化能源效率，未来东非国家单位GDP的增长将以更高的排放量为代价。

图1 2000年至2017年东非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时空演进趋势

研究通过两阶段LMDI分解发现，2000至2017年，东非因经济和人口增长分别导致了1300万吨和1100万吨的排放增长。2010年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建筑、非金属制造等行业能源强度明显提高，成为排放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导致980万吨的排放增长。虽然东非地区的能源结构普遍改善，水电、地热装机容量稳步上升，风电光伏的使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但由于对石油和煤炭的需求不断增长，清洁能源开发减少的排放几乎被抵消，使能源结构成为减少排放的弱推动力(减排144万吨)，远远不足以抵消东非经济活动和人口增长对总排放增长的压力。

图2 2000-2017年东非四大高排放经济体的排放增长驱动因素以及产业、能源结构演变

本研究提出，欠发达经济体往往面临经济发展（脱贫）与减排的双重挑战，减排政策应更多着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而非限制产业增长。各国政府应充分利用本国特色的可再生能源禀赋，提高外国投资在清洁能源开发支出中的比例，并根据国情发展特色商品农业和林业，实现就业、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

清华大学地学系博士生孙艺达为论文第一作者，英国伯明翰大学单钰理副教授为通讯作者。其他合作者包括清华大学关大博教授，清华大学博士生崔璨；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赵伟辰；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王道平；南京大学张振克教授；南京大学本科生郝琦。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41921005）的支持。

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6261922002525

供稿：孙艺达

编辑：王佳音

审核：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