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主席国推动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被国际社会视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趋势的历史性成果，其中，行动目标3提出的“30×30”承诺——即到2030年保护地球30%的陆地和海洋——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然而，在框架实施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空间数据缺乏、评估工具薄弱、保护能力不均等多重挑战。尤其在气候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未来情景模拟、多源数据整合与多尺度协同的保护优先区识别与空缺填补系统路径，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俞乐副教授课题组联合多家研究机构，以中国-东盟地区为研究区，完成了基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性”框架的2030年气候变化脆弱性热点、陆生脊椎动物物种分布潜力热点和碳储量潜力热点制图。通过系统保护规划方法, 综合考虑人类活动、保护连通性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 在区域、国家和生物地理三个尺度上识别了中国-东盟地区的保护优先区与保护空缺。

图 1 中国-东盟地区未来情境下多尺度保护空缺识别与优化系统路径

研究发现, 中国-东盟地区6.59%的陆地面积存在三类热点重叠, 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各尺度新识别的保护优先区均集中在低海拔区域, 其中区域尺度集中在10°S-10°N之间；当前的保护地覆盖中国-东盟地区15.49%的陆地面积, 分别覆盖了2030年气候变化脆弱性热点区的7.00%、物种分布潜力热点区的12.45%和碳储量潜力热点区的14.56%。若在区域尺度实现“30×30”承诺, 上述三个比例将分别提升至22.93%、33.15%和34.75%。

研究还揭示，本框架划定的保护优先区格局虽受保护尺度的显著影响, 但在不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表现稳定, 具有跨情景有效性。生物地理尺度下, 中国-东盟地区的平均保护缺口最小(13.14%)；区域尺度下印度尼西亚面临的资金压力最大, 而在国家与生物地理尺度上马来西亚的资金压力最为突出。研究强调，基于适当尺度的精准保护才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30×30”承诺并最大化其保护效能。

图2 中国-东盟地区在三种保护协调尺度下的保护优先区分布。

图3 SSP245情景下，中国-东盟地区在(a)区域尺度，(b)国家尺度，(c)生物地理尺度实现“30×30”目标所面临的保护空缺。

上述成果以“Bridging conservation gaps under climate change at multiple scales to protect 30% of Earth's surface by 2030”为题发表于《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期刊上。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博士后武慧为论文第一作者，俞乐副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论文合作者包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申小莉研究员，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高吉喜研究员、万华伟研究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州立大学刘建国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James E.M. Watson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曹越副教授，挪威科技大学华廷博士，中国农业大学赵剑桥博士，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博士生刘涛。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等支持。

原文链接：

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obi.70054

供稿：武慧

编辑：王佳音

审阅：耿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