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海南已然提早进入了盛夏，烈日炎炎下，十几名学生穿着十几斤重的下水裤，在海边进行野外样方调查。十几只黑蚊子同时落在柏建坤的手臂上，双手都沾满泥巴的他，来不及擦手，只能用脸蹭蹭胳膊来驱赶蚊子。柏建坤是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2016级的博士生，此时正带领他的师弟师妹在海南红树林进行样方调查。

2018年4月，距离柏建坤第一次去红树林已过去三年多，但对于刚进入地学系不久的苟睿坤来讲，第一次走进红树林的经历依然难忘。“我硕士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要研究的是黄土高原的油松人工林(针叶林)。那会儿，我觉得爬很高、很陡的坡，背着永久样地的水泥桩，已经非常痛苦了。但当第一次双脚踏进红树林沼泽地的时候，看到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一天，还是非常震惊的。记得刚一踏进淤泥就深陷其中，脚一滑半身就陷进去了，很难拔出来，越拔陷得越深，再拔就全坐进水里了，下水裤里全灌进了海水。”

这片生长在海陆交界的红树林，有很多种有趣的称谓。因为树皮富含单宁遇空气氧化呈红色而被称为最“名不副实”的植物；又因具有固碳,净化水质,防浪护堤,促淤造陆等功能而被誉为“海上森林”“海岸卫士”。它根深滩涂，迎风向海，也是珍稀濒危水禽重要的栖息地，鱼、虾、蟹、贝类生长繁殖的场所。据统计，全球约有1.2亿人生活在红树林附近，红树林抵挡海啸和风暴潮的能力远胜过任何人类工程。

汗洒红树间，青春正值得

2017年，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林光辉教授申请到科技部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海南红树林生物资源调查项目。当时，柏建坤刚好修完了课程，作为当年入学时仅有的一名男生，开始协助林老师承担起这个项目。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他几乎跑遍了全海南所有4000多公顷的红树林，收集到的样方数据可以说几乎覆盖了海南所有的红树林树种。

提起野外考察的经历，柏建坤坦言，“其实最难的不是采集数据，而是前期的踏查和准备工作。”为了确保同行二十几人的生命安全，每一次出野外之前，他都要先去“踩点”。“记得当时我骑着一个小摩托，顺着河岸去找红树林。因为我们过去的话，要带着仪器设备、还有各种物资，要规划行程，还要根据潮汐时间找到最佳的进入点。”作为这个团队最有经验的学生，如此重要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柏建坤的师弟苟睿坤介绍说，“踏查的工作非常重要，首先要知道红树林具体的分布与环境，要知道怎么深入到红树林里面去，所以老师们会挑选最有经验、能力最强、最有方向感，而且最灵巧的学生担任这项工作。如果没有踏查的话，很可能大家一进去就全都陷住了，很麻烦，也很危险。”

文昌丹场底栖动物筛选

虽然每次进入红树林前都参照潮汐表，但涨、退潮时间也并不完全准确。“有时候到了观测地，潮水还没退，就只能在旁边等着，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实在等不了了，就硬往里面进。”柏建坤说。“还有的时候，涨潮了，潮水会没到胸部，但我们还没从里面出来。这时候很多生物就回游了，涨潮的时候水很浑，还有很多泥，看不清水下有什么生物。”

苟睿坤也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量比较大，在涨潮的时候任务还没完成，经常出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涨潮了，而且涨潮的速度比较快。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通常在涨潮到一定程度时就往外走。但有一次，我们出来时迷路了，就连当地向导也找不到出口，就在里面一直绕，带着的水也全都喝完了，还有同行的同学出现中暑的现象，大家就轮流照顾他。欣慰的是最终柏师兄进来找到了我们，带着我们脱离了险境。”

2020级博士生宋姗姗回忆说，早在去红树林之前就听说很容易陷进去，于是自以为走得快一些能好些。结果还没走几步，两条腿就拔不出来了，接着一个踉跄，两只手也趴在了泥里。“特地穿了一件白T恤，结果去完红树林回来，下水裤、T恤上全都是泥。”

海口东寨港岐山样方调查

问及在野外考察时有没有遇到过危险，柏建坤回忆说，“遇到过一条几米长的蛇。还被红火蚁叮过，半边（身体）都麻木了。”据他介绍，通常出去考察一次，大概会两三周的时间。考察队通常分为三个小组，即植物组、微生物组和底栖生物组。到达地点后分头采集样品，互相帮助，基本都是一起进一起回。“筛土，是比较重的一个工作。要想采集底栖生物，就要把土壤提到潮沟、或者临近的沟渠去清洗，把底栖生物筛洗出来。那这一桶土通常会有几十斤重，还要在淤泥里行走，女生根本提不动。”柏建坤说。“我们这个团队可能和其他研究组不太一样，需要大家的团结协作。搞不好谁陷进去了，喊谁又没答应，就得回去找……” 在博士后丁亚丽看来，柏建坤已经能够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样，在红树林行走时已然如履平地。

每次视考察时间的长短，考察队不仅要背着重重的仪器设备，还需要备一些食物。“说实话，在里面是没条件吃东西的，每个人进去的时候就尽可能带多的水。海南的红树林很多都是在村子旁边，还会有很多生活污水。进去后也没有办法彻底清洁，所以通常早上会吃得比较饱，然后干完活儿清洗干净再吃饭。”

翻看野外考察的照片，发现很多时候都没有戴手套。“因为戴手套不方便，索性就徒手去泥里边捞了。”柏建坤笑着说。“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我们还遭遇过收集好的样品被当地居民强行扔掉的经历。他们觉得是我们的调查让政府退塘护岸林了，但其实这个工作很多年前就有规划了。”

在各方的努力下，红树林的修复工程已取得一些成效。据海南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十三五”时期，海南省持续开展湿地保护专项行动，重点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共完成退塘还湿4.4万亩，其中新造红树林1.2万亩。这背后，离不开对于红树林的研究工作。“在导师林光辉教授的指导下，我们去做各项关于红树林的研究，最终目的就是保护它，恢复它，维持它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苟睿坤评价说。

坚持，总会有“高光时刻”

从2017年11月开始调研海南红树林到2021年2月，柏建坤在生态学经典期刊《功能生态学》（Functional Ecology）在线发表题为“Mangrove diversity enhances plant biomass production and carbon storage in Hainan island, China”的研究论文，研究基于实地样方调查，揭示了影响位于中国海南红树林生物多样性、生物量和碳汇关系，以及红树林碳汇地理分布格局的因素。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他和同学们用脚步丈量了海南红树林，用汗水和双手收集到了巨量的数据。加上后期的数据处理和论文撰写，前后历时三年多。“我们的这个工作，说得直白些，有些‘吃力不讨好’。一是因为难做；二是因为受影响的因素特别多。另外，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果出得也慢，影响力也不是那么大。毕竟相对于大片的陆地森林，红树林只是很小的一片。”

文昌崩坎植物样方调查

即便是这样，他的师弟苟睿坤还是对师兄的成果表示兴奋和骄傲。“在我看来，虽然在当下比较流行的生态学研究领域中，师兄的方向并不是那么‘高产’，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不管是模型模拟还是遥感估测，都需要大量地面的、实地的调查数据来支撑，验证其精度。这项工作非常难出（成果），但论文出来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珍贵，同事们心情都很激动。”苟睿坤说。

在丁亚丽眼里，柏建坤的身上有股从事科研的韧劲和专业。“做科研时，他很清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思路非常清晰，也非常能吃苦。”

“近年来，国内外公众对于红树林的关注度是在提升的，像柏师兄的这篇文章，刚一上线，一天、一周的阅读量在当期刊出的论文中排名非常靠前，很多国内外媒体也都有报道，所以我发现导师林光辉教授带领我们所做的研究并不是一直在坐‘冷板凳’，由于有关红树林或是滨海蓝碳这样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大家正在逐步认识到，除了陆地森林、草原这些生态系统以外，滨海还有一些非常脆弱的蓝碳生态系统亟需保护。也许是同行们研究成果的逐步展现，给我们这些处于初级研究学习阶段的学生很多鼓舞。”苟睿坤说。

让人欣喜的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关注。柏建坤介绍说：“我们这两次去文昌，发现很多鱼塘都被种上了红树林，这样的现象，在海南的其它地区也能看到。另外，研究中提到的‘生物多样性高的红树林固碳能力也较强’这样的结论，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参考。政府在修复红树林时，应当更加关注生物多样性高的红树林，这将是未来红树林保护和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另外红树林生态修复，应着重关注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并谨慎引种速生外来种，生态修复不是单纯‘绿化’或者‘种树’，应注重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健全，而不是追求修复效果。种什么和种哪里，显得更为重要。”

宋姗姗入学后也选择了与红树林相关的研究，“我觉得这个研究对于生态修复方面非常有意义，所以我选择了它。”宋姗姗说。

对于丁亚丽来说，从事生态方面的研究源于对大自然的热爱，无论面对地形复杂的喀斯特，还是置身于空旷的墨西哥草原，抑或是退潮后显露出来的蜿蜒交错的红树林根系，都是那么的原生态和纯粹。

的确，热爱，可抵万难。

文字：王佳音

图片：柏建坤

审核：武海平